解析跨国婚姻与利弊

中国的快速发展，跨国婚姻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改革开发之后对海外关系避之不及，生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到如今的跨国婚姻已成为时尚乃至习以为常，时代的变迁从一个方面充分的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婚姻市场上，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的地位。虽然人们对此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部分国人尤其是男性心中难免怀有一种异样的心理。总有故事告诫跨国婚姻中中国女性所遭遇的不幸。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越南新娘”的登陆，这个格局似乎发生了重要改变。在世人眼里，这无疑可作为中国国力提高的重要证明。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客观的人口结构基础，最关键的便是由于性别比严重失调所导致的中国即将面临的3000万光棍危机。

但这可能还不是导致婚姻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并造成挤压的唯一原因，现实中某些社会性因素使之更加复杂。在男权主导的等级制下，婚姻交换的策略一般都是遵循着“男不高攀、女不低就”的规则。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城乡婚姻市场统一，已经明显改变了多数人的通婚圈的半径。然而，在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等级化的婚姻市场和择偶规则共同作用，导致婚姻资源配置的失衡，其突出表现即所谓“甲女丁男”现象：一方面是大城市中“剩女”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欠发达地区“光棍村”的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变迁对人们择偶观念和模式的冲击。婚姻市场上的稀缺性提高了部分女性的身价，导致在很多男性看来，城市女性在择偶中眼光过高，有房有车（而且必须全款，按揭免谈）已经成为部分女性谈婚论嫁的必备前提（奇怪的是，如果女方有房有车则更是愁嫁）。经常有网友不无戏谑地罗列和计算各地城市娶媳妇动辄上百万的成本。残酷的现实压力，令部分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的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择偶上不得不转移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新娘”作为备选对象亮丽登场。“花几万元娶越南新娘”，尽管对很多人而言还仅仅是一种美丽的异域想象，但跨国婚介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对于苦苦打拼、求偶困难的大陆男性而言，的确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一些大龄男士、欠发达农村的未婚者或是外出务工者中，对此有着更加现实的巨大需求。

同时，年青一代女性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个性的张扬同时也成为她们难以洗刷的群体污名。而越南新娘“勤劳”、“听话”的刻板印象与性别意识崛起的中国女性形成鲜明比照，无疑更符合当代中国男性理想中妻子的标准。于是，一些自称无法忍受城市“拜金女”的单身汉，参加了远赴越南的相亲旅行团。

“越南新娘”已经变成了符号焦点。围绕这个话题，总是充满了各色的奇谈怪论。当然，感兴趣和发言的大多数都是男性。可想而知，真正跃跃欲试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有人从中找到了“大国的自信”，更多人则借机表达对中国年轻女性的抱怨甚至谩骂，结果总是演变为性别大战，并往往上升为有关民族国家尊严的宏大叙事。

然而，“越南新娘”作为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我们还很少听到发自她们自身的声音。她们的社会融入、生存生计、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公民权利等等，对于公众而言，都是谜一般的问题。仅有的一些故事中，她们只是作为完全被动的客体而呈现，叙事角度也完全是从男性中心出发，或纯粹服务于商业目的，或仅仅满足于猎奇的心理。

说外嫁中国女只为“索取”也好，说中国男性娶越南新娘属于“扶贫”也罢，实际上这些都是处于同一套逻辑和霸权的支配之下。诚如台湾学者夏晓娟所言，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实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在此过程中，核心、半边陲及边陲两地被排挤至边缘地位的男女劳动者为求延续生存而形成的结合。“当较富裕国家的男性的优越位置被日渐提升的女权所威胁时，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他们转向贫困地区寻找继续延续父权关系的管道。”

跨文化的家长制无处不在，“越南新娘”难逃其掌心。在基本国际化的今天，她们的跨国婚姻无非是这样一些不平等的支配结构性别内化的别样呈现。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越南新娘”作为跨界流离的“他者”，对于我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一面镜子。在她们身上，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她们，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充当了诸种支配逻辑或符号暴力的共谋，却浑然不觉。